富民思想，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极其深远、悠久的历史渊源，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价值取向。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写道，“民本思想为吾国政治哲学之一大特色”。富民思想起源于什么时期？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如何深刻影响着历代统治者政策制定？近日，“道中华”就此话题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研究员。记者：《尚书》最早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一“以民为本”的富民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丰富，对历代君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富民思想主要有哪些观点？张亚光：夏商时期，统治者宣称以神为本、权力天授而主宰一切，经常假托神意来压服臣民。夏桀荒淫无度，面对臣民的劝诫和诅咒，经常以太阳自居，来证明自己君权的合法性。周代统治者吸取夏商暴政亡国的教训，要求君主“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才出现了从神本到民本的转向。《尚书·无逸》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即告诫天子要像天作为万物的父母那样，作民的父母，要像怀抱襁褓的婴孩那样保护你的人民，尤其要照顾那些鳏寡孤独的人。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使其成为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取向。这一时期，儒家提出“仁政”“民贵君轻”“爱民利民”，墨家提出“兼爱”，道家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等等。
▲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提出“仁政”“民贵君轻”“爱民利民”等民本思想。以民为本的思想肯定了求富的正当性和以土地求富的途径。先秦思想家认为，追求富贵不仅是人之常情，而且是国家治理和教化的基础。因此要允许百姓争取正当的物质利益，并为他们创造合法财富提供条件。在强调求富合理性的同时，先秦思想家辩证地指出求富必须符合义与礼的要求。《论语》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左传》也指出：“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从这里可以看到义利之辨的萌芽，希望通过伦理道德秩序规范人的求富行为，以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的秩序。此外，为了防止贫富差距扩大，思想家们指出还需要国家的干预调节。随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土地兼并和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许多先秦思想家都希望借助国家力量调节贫富分化。例如墨家主张的“分财不敢不均”，法家主张的“论其赋税以均贫富”，道家主张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等。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均贫富思想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而是各得其分；其关键是国家要掌握平衡贫富的权力，“富而能夺，贫而能予”。
▲墨家代表人物墨子提出“分财不敢不均”等富民思想。
▲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提出“论其赋税以均贫富”等富民思想。记者：经历了秦朝一系列“劳民伤财”的政策之后，汉朝通过休养生息政策巩固政权，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景。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张亚光：汉朝的“富民”政策，最突出的体现是西汉初期在“黄老之学”指导下实施的一系列休养生息举措。汉初的统治者有明确的治国原则，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不折腾”。其次，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的具体政策。如，文景之时，将田赋确立为“三十税一”，奠定两汉税制；还屡次缩短成年男丁服“更役”的时间，如遇祥瑞或自然灾害，则对全国赋役进行大范围减免。此外，汉朝政府还从社会公平角度进行了政策调整。从汉武帝到汉平帝，先后下达12道“假民公田”诏令；东汉从明帝至和帝也先后下达20道“假民公田”诏令，使大量流民拥有了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为了抑强扶弱，自汉武帝开始，便对豪强势力实行了一些打击政策，如统一铸币权、盐铁专营、告缗算缗令等；对贫民，官府推行赈济灾民、救助老弱废疾者、抚恤军属等一系列社会福利举措，建立起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后世所沿袭。
▲桑弘羊，西汉时期政治家、理财专家、汉武帝的顾命大臣之一，官至御史大夫。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实施了假民公田、算缗告缗、盐铁官营、统一铸币权等经济政策。记者：唐朝是一个广开言路、经济繁荣的时代，出现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君主也采取了一系列“以农为本、减轻徭役”的政策。请您具体说一说。张亚光：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为此施行了一系列重农举措：唐高祖时颁布均田令，即通过授田和赋役等优惠方式，鼓励广大农民去开垦荒地。这一过程解放了隋末的大批家仆、奴婢，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处境，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
为了支持农业发展，一方面增殖国内人口，将嫁娶及时、鳏寡减少、户口增多视为地方官考核晋升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鼓励隋末战乱期间外流北地的人口回归中原管辖，进一步增加农业劳动力。据文献记载，唐太宗在位20余年间，户口数增加了约180万户。除了增加农业人口外，还注重加强水利建设。唐代，在工部设立水部郎中，在地方设立管理水渠和斗门各一人，管理水利灌溉；制定水利和水运的《水部式》，以刑律保障河水和堤防的合理使用；动员地方官吏和百姓疏浚河道、兴修水利工程。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初至开元年间，兴修的水利工程就有160多项，遍及全国各地。
▲唐 《开元水部式》。（图片来源：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微信公众号)为了平抑农业产量波动，唐朝还建立了仓储制度。唐代沿袭了自汉代以来的常平仓制度，使“谷贵不致伤民、谷贱不致伤农”；同时发挥基层组织和宗族的力量，设立社仓、义仓。高祖武德元年至文宗开成五年间，朝廷实施赈贷共计136次，其中义仓赈贷有106次，约占总赈贷次数的80％。记者：宋代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朝代，农业、商业都有较大的发展。这一时期，统治者如何实施富民政策的呢？张亚光：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了新的高度，这种盛况和富民思想、富民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宋代一反前朝抑制土地兼并的做法，采取宽松自由的土地政策，最大限度保护土地私有制。在严格规范土地流转程序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使土地利益最大化。改变以力役和征缴实物为特征的赋役制度，实行以免役和货币征缴为主的赋役制度。两宋时期，应役之人只需依照等级向官府缴纳免役钱，由官府负责招募专门人员应役即可。据统计，在唐代，户税是唯一的货币税收来源，仅占实物绢布价值的1%-2%左右；熙宁十年，货币收入达4800万贯，接近实物税收价值的4倍。突破重农抑商的思想传统，采取重农重商的政策。宋代不仅通过法律保障商人的正当利益，还采取了宽松的商税政策。根据宋代法律，商品交易的市税征收率为3%，商品流通的关税征收率为2%；同时划定了免税物品的范围，并且明确规定“不得创增无名税额”。此外，宋代政府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流通规律，推动商业发展。宋代改进自汉代以来的禁榷专卖制度，抑制官府插手专卖产品的生产、流通，充分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在官府采购中推行买扑承包制度，改善官民关系，从而降低了因强制性束缚导致的商人利益损失。
记者：朱元璋是一位农民出身的封建帝王，自身经历使他深知“保国之道，藏富于民”的道理。清代王夫之等人继续推进了富民思想。请您从思想与政策互动关系的角度，讲述一下他们践行富民思想的政策有哪些。张亚光：朱元璋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视农业为国本，通过移民垦荒、兴修水利、改进农业技术、引进经济作物等形式提高农业产量。洪武年间，将人口稠密的山西地区的劳动力，迁移到河北、河南等地，组织他们进行集体垦荒耕种。史料中有这样的规定：“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
▲山西洪洞大槐树。据记载，发生在明朝洪武年间的大移民前后长达50年，共18次，均以洪洞大槐树为集合点。明朝将当时人口密度最高的山西晋南地区人口，分别迁移到河北、河南、北京、安徽、甘肃等地。至今仍然是河北、河南等地人民寄托“根脉情节”的标识。在开荒的过程中，朱元璋也非常重视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的改进。到洪武二十八年，大明王朝修筑塘堰40987处，河流4082处，堤坝5048处。在农具改进和耕作技术方面，明代发明了“代耕架”“木牛”等，还写成闻名于后世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此外，他还注重保障工商业者的利益，裁减商税税额，改善商民经营状况。朱元璋在位时，经常减免赋税徭役，其中仅免除田赋的诏令就有近60道，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清代王夫之继承儒学的民本思想，强调养民之道，注重调节贫富分化。林则徐重视商民作用，鼓励商民兴办矿业，发展对外贸易，顺应了新兴经济形态的发展趋势。蓝鼎元极力主张开放海禁，让人民自由开展对外贸易。清代思想家的富民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经济和市场体系发展的客观需要，以及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的总体转型趋向；龚自珍、林则徐等朝中大员则对改良变法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如林则徐在江苏、新疆等地任职时就推动了赋税减免等富民政策的落地。起源于周代的民本思想，在处理国家与人民、贫富与正义、思想与政策的关系中逐渐丰富和完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哲学的根本底色。受访者简介：
张亚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长聘副教授、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货币理论、中国金融政策理论史、近现代经济发展思想、传统文化与经济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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